說到“三貼近”，需要講點歷史。新聞宣傳要貼近實際、貼近生活、貼近群眾，一向是我們黨的新聞工作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。毛主席在論新聞宣傳的著作中，曾反復強調這個問題，要求廣大新聞工作者重視宣傳教育的方式、方法，從實際出發(fā)，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、能夠接受的道理去開展宣傳教育工作，還說“群眾知道了真理，有了共同的目的，就會齊心來做”(《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》1948年4月2日)。劉少奇同志也講，報紙要反映黨的政策在群眾中具體化的過程，而不是照搬文件。解放區(qū)和建國初期的報紙，總的來說，是符合這些方針的。情況發(fā)生大的變化，是在五十年代全國新聞界學習蘇聯(lián)《真理報》、塔斯社經(jīng)驗之后。計劃經(jīng)濟那一套，教條主義，過于強調業(yè)務性和技術性，僵硬枯燥的文風，使我國新聞業(yè)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受到很大沖擊。五十年代中期，群眾就反映黨報的宣傳應當改進，特別是經(jīng)濟宣傳，“外行看不懂，內行不屑看”，翻開報紙“一眼可以看到底”。針對這些情況，毛主席曾經(jīng)作過很尖銳的批評，并多次稱贊《文匯報》、《光明日報》、《新民晚報》等報紙的比較活潑的文風。新聞界也提出過許多改進的口號，例如“化工作為生活”、“硬題材軟處理”、“軟些，再軟些”等。但“反右”開始以后，這些口號和探索被作為資產(chǎn)階級新聞觀點，受到嚴厲的批判。許多優(yōu)秀的新聞工作者因此被劃為右派，新聞改革剛剛興起便偃旗息鼓。接著是“大躍進”，出現(xiàn)了危害很大的虛夸新聞，“文革”中“假、大、空”新聞泛濫成災。這些雖然早已成了歷史，但影響不可低估。就說現(xiàn)在回過頭來提倡“三貼近”，在新聞從業(yè)人員中還有一定的阻力，這就和歷史的慣性有關。前些年比較突出的是思想上通不通，這幾年主要是操作上會不會。我在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的八年，實際上是學習實踐“三貼近”的八年。由于我深深感到經(jīng)濟宣傳脫離實際、脫離生活、脫離群眾的問題相當嚴重，專業(yè)性過強，可讀性很差，下決心探索如何把經(jīng)濟類報紙辦得更加生動活潑，更有可讀性。1986年，我到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后不久就提出了經(jīng)濟報道要貼近實際、貼近生活、貼近群眾的想法。當時遇到的思想阻力很大，有的說：“范敬宜是辦‘小報’出身的，用這種思路怎能辦中央大報”?有的說：“強調貼近群眾，貼近生活，那么宣傳中央的政策、方針往哪擺?”有些年輕的同志則認為這種提法缺乏高度、缺乏深度、缺乏新意等等。為了避免被誤解，我只好加以“包裝”，修改為“和中央精神貼得近些更近些，和實際工作貼得近些更近些，和群眾脈搏貼得近些更近些”，同時還加上了四個意識：增強宏觀意識、理論意識、國際意識和建設意識。還提出，要在“三個貼近”的交叉點上尋找重大主題，把“三個貼近”統(tǒng)一起來。在策劃重點報道時，一定要找到最貼近群眾的角度、方式和語言。后來，這些觀念逐步被同事們接受，成為比較自覺的行為。這是一個很漫長很艱苦的工作過程，但也逐步地成為大家的一種樂趣。我在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的八年，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加深對“三貼近”的認識和提高對“三貼近”的實際操作能力的過程。這里既充滿艱辛，又充滿樂趣。真所謂“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”。
由于時間關系，我只想講一個實例來說明。
19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到中宣部去開會。會上，新聞界老前輩朱穆之同志提了一條意見：“現(xiàn)在新聞界對經(jīng)濟建設成就性報道太不重視，昨晚新華社發(fā)了一條重要消息——《1989年我國鋼產(chǎn)量達到6000萬噸》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!回想1958年，黨中央提出‘全黨動員，為實現(xiàn)1070萬噸鋼而奮斗’，為了這個目標，搞了大煉鋼鐵，搞了大躍進，砸鍋賣鐵，勞民傷財，把經(jīng)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，也沒有實現(xiàn)1070萬噸?？墒俏覀兏母镩_放十年，鋼產(chǎn)量達到了6000萬噸。這樣偉大成就的報道，完全應該放到報紙的一版頭條，突出宣傳?？墒牵裉煊械膱蠹堉话l(fā)了一個‘豆腐塊兒’，這太不應該了!”當時，我認為朱穆之同志的意見非常正確，不過不知道他究竟批評的是哪家報紙。
散會的時候，我走在朱穆之同志后面，對他說：“穆之同志，您批評得完全正確……”朱穆之同志說：“你知道我批評的是誰?我是批評你吶!你看過今天的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了嗎?”我聽了大吃一驚，連忙說：“我還沒有看到今天的報紙，……不過，我一定補上這一課!”
回到報社，我馬上把工交部主任、副主任找來，要求馬上派記者到冶金部去采訪部長，寫一篇《6000萬噸鋼意味著什么?》，作為補課。兩天之后，一篇長達4000多字的述評寫出來了，立刻發(fā)在12月30日的一版頭條。我以為這個課補得不錯。沒想到過了一天，新華社又發(fā)了一條《1989年我國煤炭產(chǎn)量達到l0億噸》，這回我有了經(jīng)驗，馬上又派記者到煤炭部采訪，寫了《10億噸煤意味著什么?》。接著，新華社又接連發(fā)了《1989年我國糧食產(chǎn)量達到8149億斤》、《1989年我國化肥產(chǎn)量達到8600萬噸》、《1989年我國美元順差達到50億美元》，我都如法炮制，連續(xù)發(fā)表了五個“意味著什么”。事后，我才知道，新華社連發(fā)這五條重大經(jīng)濟建設成就性報道，針對的是當時社會上出現(xiàn)的關于“八九風波后我國經(jīng)濟停滯不前”的流言，意義十分重要。我自己以為這五個“意味著什么”補得不錯，心里比較滿意。
幾天之后，中宣部又開會。副部長徐惟誠同志在會上說：“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補了五個‘意味著什么’，還算不錯，不過，它說的意味著這個，意味著那個，都是從政策、工作、技術上講的，至于這對廣大老百姓來說意味著什么，卻一字不提。我們的經(jīng)濟建設成就性報道，主要應該告訴老百姓，對他們意味著什么，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關系……”我覺得徐惟誠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，便向他保證：“我們一定再補上這一課!”
回到報社以后，我把幾位年輕的部主任找到一起，傳達了徐惟誠同志的意見，請大家想辦法。有一位同志說，要是說什么和老百姓切身利益關系最密切，那就是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。能不能從十年來這五個方面的變化切入，引申到經(jīng)濟建設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關系?這話啟發(fā)了大家，都認為這個點子不錯。于是我決定：搞一套系列報道：“五個變遷”——《吃的變遷》、《穿的變遷》、《住的變遷》、《行的變遷》、《用的變遷》。并且要求記者這回采訪，不能光聽業(yè)務部門的匯報，必須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，力求貼近群眾，貼近生活，生動活潑，引人入勝。接受采訪的記者也興致勃勃。過了一段時間，這“五個變遷”都陸續(xù)完稿，寫得都不錯。在報紙上連續(xù)推出之后，讀者反應很好，全國總工會還把這五篇“變遷”收入職工業(yè)余教材。我想這樣補課，應該受表揚了吧?
沒有想到，我又高興得太早了。不久之后，在中宣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，徐惟誠同志又提到了這“五個變遷”。他說：“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這五個變遷還不錯，和老百姓的生活貼得近一些了，可是還不夠深刻。如果把老百姓各方面生活的變化，和國家重點建設聯(lián)系起來，讓老百姓懂得黨和政府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使老百姓生活過得更好，就更深刻了?！彼e例說：“我的家是個大家庭——祖父、祖母、父親、母親、八個兄弟姐妹，十二口之家。在我的記憶中，我的母親是什么形象呢?是補了一輩子襪子!因為那時沒有化纖襪子，穿的都是棉紗襪子，小孩子們跑幾天就穿破了，母親只能成天為我們補襪子。可是，我們今天的女同志，誰還這么補襪子？為什么？有了又結實又便宜的化纖襪子!可是這么豐富的化纖襪子怎么來的？這幾年里國家建設了多少大型化纖企業(yè)？遼化、吉化、儀化……投入了多少資金、設備？制造化纖的主要原料是石油，這些年又建設了多少油田？油田建設的前提是勘探，勘探都要在沙漠、荒原、海底作業(yè)，何等艱苦！這些，老百姓在穿襪子的時候是很少想到的。我們應該用大量生動有力的事實告訴他們，這樣他們就會了解，我們的黨和政府是怎樣為老百姓謀利益的；而且為了讓全國老百姓生活過得好，多少人在那里艱苦勞動……”
聽了徐惟誠同志的這番話，我很感動，當場向他表示：一定再補一課，搞一套“五個變遷的背后”。可是，回到報社，向同志們一說，大家都說：“老范，見好就收吧！‘五個變遷’給讀者印象不錯，千萬不能再畫蛇添足了?！蔽艺f：“不行，我已經(jīng)作了保證，必須兌現(xiàn)。而且我覺得徐惟誠同志的意見有道理，我們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?！弊詈螅蠹疫€是統(tǒng)一了認識，積極分頭去做。應該說，那時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的一批年輕記者、編輯心氣真盛，干勁真足。沒用多長時間，一套“五個變遷的背后”又出臺了。不但沒有被讀者嫌“畫蛇添足”，相反還好評如潮。
就這樣，從“6000萬噸鋼”到“五個意味著什么”，再到“五個變遷”，最后是“五個變遷的背后”，這一大套系列報道，整整花了將近半年時間。這是一次“三貼近”的實際鍛煉，也是一個使全編輯部同志進一步提高對“三貼近”認識的過程。從此，每遇到一些重大報道，同志們都比較自覺地去尋找那個和群眾生活貼得最近的角度，為以后實現(xiàn)“好戲連臺，此起彼伏”的目標打下了思想基礎。
第三、引之有術。這個“術”，指的是宣傳藝術。有了方法，還需要講究藝術。l993年春天，中宣部在南京召開一次研討會，丁關根同志強調：既要堅持正確導向，又要講究宣傳藝術。我聯(lián)系在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的實際，作了一個發(fā)言，講了輿論引導與宣傳藝術的關系。大意是講，改革開放以后，隨著計劃經(jīng)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的轉變，群眾文化水平、思想觀念、生活情趣的提高，以及西方和境外傳媒的進入，我們的宣傳方式需要努力適應面臨的各種新情況、新變化、新特點，要更加研究宣傳藝術。所謂“藝術”，并不是讓新聞寫成小說，主要是指對宣傳報道從總體上“度”的把握，正如繪畫要把握好筆墨、色調的“度”，音樂要把握好節(jié)奏、韻律的“度”。冷與熱，快與慢，多與少，虛與實，剛與柔，疏與密，重與輕，濃與淡，隱與顯；以及什么時候需要旗幟鮮明，什么時候需要藏而不露；什么時候需要單刀直入，什么時候需要委婉吞吐；什么時候需要濃墨重彩，什么時候需要輕描淡寫；什么時候需要大開大闔，什么時候需要以小觀大；什么時候需要大張旗鼓，什么時候需要點到為止；什么時候需要大弦嘈嘈，什么時候需要小弦切切等等，都應當根據(jù)實際情況和不同對象，根據(jù)時間、地點、條件隨機應變，靈活運用?？贪?、單調成不了藝術品。達不到一定的“度”，勞而無功；超過了一定的“度”，適得其反。不論是正面宣傳，還是批評報道，都存在一個“度”的把握的問題。其間的道理也不僅表現(xiàn)在新聞報道上，大至領導藝術，小到烹調技巧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相通的。中國古代把宰相之道稱為“調和鼎鼐”，就是說良相必須有良廚的本領。良廚的最高本領又是什么呢？陸文夫的小說《美食家》說得好，是“加鹽”，也就處理好多與少的矛盾，把握好咸與淡的“度”。這很值得我們仔細體味。
我們有些同志不太懂得這個道理，比如，報道先進人物，還總是擺脫不了“高、大、全”的影響，好得使人難以相信，難以學習，結果適得其反。比如有一篇人物通訊，一開頭就說：“他，在父母面前不是好兒子；在妻子面前不是好丈夫；在兒女面前不是好爸爸；可是，他在工作中確實是萬人稱贊的好黨員、好干部”。又如寫一個好法官，晚上回到家里，發(fā)現(xiàn)有兩條魚，問魚是從哪里來的，老母親說是某某人送來的，法官聽了大怒，逼著七歲的女兒扶著七十多歲的老奶奶，冒著瓢潑大雨給送回去。母親全身濕透，“一路罵聲不絕”。這種對先進人物的描寫，究竟是美化呢，還是丑化呢？
我經(jīng)常講，新聞工作者要學會說話。1999年，我寫過一篇文章《人過六十學說話》：“人到晚年，萬事休歇，不免俯仰平生，總結得失，這時忽然感悟：盡管在報海里沉浮了幾十年，其實還沒有怎么學會說話”。這里所說的“不會說話”，主要是指不會說群眾能聽懂、能接受、能入耳入腦入心的話。俗話說“一句話，千樣說”，同樣的一句話，可以把人說樂了，也可以把人說惱了。在說話問題上，好心不一定就有好報，這里有學問，有藝術。毛主席常說：語言是不好學的，要向群眾學習，向生活學習。作為新聞工作者，要隨時隨地注意學習群眾的語言藝術。比如，有一次我從鄭州乘火車回北京，一路上憋著沒有抽煙，等到車過豐臺，列車員開始打掃車廂，我才問一位女列車員：“同志，現(xiàn)在可以抽煙了嗎？”她態(tài)度非常和藹地說：“什么時候都可以抽，不過要勞您多走幾步，到兩節(jié)車廂之間去。”我一聽就笑了，明明還是不允許在車廂里抽煙，可是說得委婉動聽，去掉一“不”字，效果比生硬的“什么時候都不可以抽”要好得多。在生活中，這樣的例子多得很，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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