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是《格物入門》七卷。清同治七年(1868年)仲春月鐫，京都同文館存版，美國教師丁韙良編譯，大興生員李光祜，河間貢生崔士元潤色，總署大臣、揚州董恂定稿。
該書第三卷下章“論光”中，有“論照畫”，“其法漸精”，“照畫傳真”，“照畫印字”等小節(jié)，都談論攝影術的發(fā)明及實際應用。如說：“數(shù)十年前法國有人創(chuàng)照畫之法，先將銀片置箱中，以海蘭(見化學)薰之，于映畫幕中將物映于銀片之上，其藥感光成影，然取出視之不見也，以水銀氣薰之，影即顯現(xiàn)，復以磺堿水洗之，則常存而不滅矣，嗣有人設法照于玻璃或紙上，間有易用他藥者，而其理一也”。它談論攝影的實用價值與卓越性能，說“傳真遺像，雖年遠猶見其人，人君高拱深居，豈能偏歷斯土，舉凡宇宙所有，無不可人畫圖，加以顯微鏡窺之，恍若親臨其地”?！爸凉倜裼写?，亦足以廣見聞，而資多識”，“西國每遇獄囚蒙宥，必照其像，而有諸案牘，儻怙惡不悛，再犯易于緝捕矣。至極大之用，則在照字印版然，名人筆跡照成，神氣宛然，儻印用極多……。”這是晚清京師建立同文館后，中外教職員工聯(lián)合編譯潤色，最早木板刻印的一部關于“照畫之法”的發(fā)明改進，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功用、效益的著述。
二是《脫影奇觀》三卷，木板大字刻印線裝本四冊。英國德貞醫(yī)士著，它寫成于清同治壬申(1872年)，刊印于清同治癸酉(1873年)，由京都施醫(yī)院存版。
全書分理學、藝術、法則三部分，卷首還刊出“脫影源流史傳”，并刻印當時西洋流行使用的各種照相器材樣式作插圖，卷末又附錄“鏡影燈說”(即幻燈機)一篇。內容充實，文理清晰，圖文對照簡明扼要，它是我國譯述出版的第一部攝影業(yè)務圖書專著。當時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完顏崇厚，為該書寫了“弁言”，稱贊它詳述光學、化學、物理及聚光用藥之法，“明白曉暢，開數(shù)十年不傳之秘，且刊敘自何人創(chuàng)始，以及何人講習，精益求精，各極其妙?？梢娨凰囍y專習者，積數(shù)十年心力甫能得其奧妙。惟望后來學者，能神而明之，推陳出新，庶不負德貞醫(yī)士翻譯之苦心，且于光學化學中更有進境也”。刑部尚書完顏崇實，喜讀此書后立即賦詩題跋：“光學須從化學詳，西人格物有奇方，但持一柄通明鏡，大地山河無遁藏。”可以說，這是北京的大臣、尚書，欣賞《脫影奇觀》，最早撰寫刊出的一篇攝影書刊評論和一首攝影創(chuàng)造要領的贊美詩。
三是《近世物理學教科書》九卷，共二冊。原著者日本中村清二，清光緒丙午歲(1906年)，學部編譯圖書局出版，京師官書局鉛印，加線直排線裝本，各卷均有木刻插圖。
該書卷六為“光”學專輯。共分六章詳述“光之直行”、“光之反射”，“光之屈折”，“光之分散”，“光學器械”，“光之波動”等光學成象原理。它適合于實用與教學。如第五章“光學器械”，即對“照象器械”，“幻燈器械”，“透鏡”，“眼鏡”、“望遠鏡”，“顯微鏡”等，分門別類一一講解，闡明物理結構實況，使人了解光學的新成就與新技巧、新工藝。它表明：在清末，學部已成立編譯圖書局，組織專家學者編譯多卷本的“近世物理學教科書”，并將“照相器械”的發(fā)明創(chuàng)造、實際應用等條目，都收入物理學教科書中了。
四是《照相新編》二十五章，上下兩冊。廣東新會陳昭常編譯著述，順天府董養(yǎng)源考校潤色。約1906年在北京出版，但現(xiàn)在僅見北京圖書館書庫收藏的一個手抄本。
陳昭常為清光緒二十年(1894年)進士，曾人庶常館深造，與維新派學者康有為等人結交來往，1898年和刑部主事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、張元濟等人聯(lián)合，在北京宣武門內象坊橋辦了一所通藝學堂，教英文和教學，他編譯著述《照相新編》一書，亦在此時期。他1906年為《照相新編》一書作“序”，說“余幼年游學英美諸國，見照像法心竊好之，歸遂購具自隨，所至輒攝取人物山川諸影，詡然自得。久之與技精者相較，覺有大異，層累研求，始知此事大有學在，且有關于光化，而精神之至與未至，則又于歷試之余，心會而默喻之，各國新法層出，放大抄像諸法較論工拙亦極精微，余悉心體認。于今垂二十年雖不敢遂信已術之工，庶乎傳神之法，別有領會，因著論二十五章”，其語言文字提法，“復請順天宿儒董養(yǎng)源君詳加考校，凡文與官話未合者，悉改易之，務求質白淺俗，俾初學者一見便解然后已，友人見而稱許，并勸付梓問世”。陳昭常在著述中還暢談他的攝影創(chuàng)作體會，強調攝影貴在有“精神”，說“以鏡取影，理無不似，豈知茅形似而無精神，則無論模糊暗淡，不久隱退諸病，一見可辨，即光色鮮明，存儲耐久，而凹凸不顯，若綻而浮，若濃而滲，對之索然無神氣?！边@些全是“精神未到”， “有形無神”的弊病。……由此可見，陳昭常是清末我國在海內外長期鉆研，悉心體察攝影新技藝的學者，是一位精通照相學，在創(chuàng)作、編譯、評論等方面均有建樹的“進士”。
北京早期的攝影評論，不局限在一些攝影書刊中，在晚清的歷史文獻檔案中，亦偶而可見。如1898年工部主事康有為上書《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折》中，就指出：當上方校閱那些拉弓揮刀練武的軍隊時，“外人亦持影鏡自遠而來窺”，獵取清軍的武備訓練實況，“外人拓影，傳遍萬國”。這是揭露外國人持攝影鏡竊取我國重要軍事情報的罪惡嘴臉，召喚國民警醒，改進武備，變法圖強的愛國奏章。又如光緒十五年(1889年)五月，恭親王奕訢、醇親王奕諼倆兄弟，在北京恭王府秋水山房合照了一幅題名《昆仲連床圖》的合影像，之后又用古色古香的詩箋，各自題詩一首記述此事。其中奕訴題寫的七言集句：“次韻照像昆仲連床圖”感觸甚多，突出了照像的“精巧”，其第二句“古來知者競誰人”下方有一段注釋：“照像之法始自西洋，曩昔都中鮮夥有知者，近年流播日廣，中土之人肆此業(yè)者甚夥，其精巧迨有過焉”?？梢哉f，這是奕訴(號葆光道人)，晚年親筆書寫的一則關于我國照像業(yè)發(fā)展狀況的評論，親王明確地指出：照像之法，始自西洋，以往在京都鮮為人知，近幾年在中國國土已傳播日廣，經(jīng)營照像業(yè)務的人員已很多，其技藝精巧程度，已趕上和超過西洋照像師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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